“要票吗？要票吗？”
这个暑假，随着大众积累的文旅需求集中迸发，居民生活水平、消费理念不断升级，旅游景点、文博场馆、演出市场等常出现“开售秒空、一票难求”的现象。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统计，2023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场次19.33万场，同比增长400.86％；演出票房收入167.93亿元，同比增长673.49％；观众人数6223.6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0倍。与此同时，“黄牛”非法倒票现象又逐渐活跃起来。
“最高档为1855元的门票，被‘黄牛’炒到18800元，价格是正常票价的10倍多”“游客约不到，‘黄牛’反而能约到，原本免费参观的博物馆却需要花钱才能进”“一个‘黄牛’、一场演唱会，一晚就赚了1万元”……网络上，只要搜索相关信息，就能看到网友们叫苦不迭。
正规渠道求购不得，“黄牛票”却溢出天价——市场和消费者苦“黄牛”久矣。各类新闻、热搜的涌现，无不体现着“黄牛”倒卖行为对消费者正当权益的侵犯和对文旅市场良性发展的破坏，也警示、催促着我们：“黄牛”乱象，该花大力气整顿了。
1.“你买不上，我有办法”
利之所趋，人之所至。“黄牛”现象由来已久，在线下演出报复性增长、文旅市场火热的当下更甚。通过介绍，记者结识了专营文艺活动票务的“黄牛”晓凯（化名）。点开他的社交软件，赫然出现了“你有钱，我有票”的“霸气”个性签名。
“代抢接起来！科技+人工命中率高，预算高的可以直接录信息。”“一轮开票命中率最高，需要的赶紧发信息！”“接代拍，特定活动邀请函可定，不拍要后悔了！”无论是抢票的各种渠道手段，还是驾轻就熟的焦虑渲染，都是“黄牛们”获利的“必杀技”。
顺着晓凯发布的信息翻找下去，几乎可以看到各类演出活动的参加渠道、开票日期、抢票业务，以及有理有据的游说，俨然一副“买到就是赚到”的架势。随着票务活动逐渐网络化、电子化，“黄牛”抢票也有了技术加持，不断翻新花样。
而在故事的另一面，某位歌手的粉丝丸子（化名），却对“黄牛”有着深深的无奈。
“如果能买到正常票，谁会去买高价票呀。对于消费者而言，并没有太多的选择。”演唱会门票开票秒空，丸子万般无奈之下也从“黄牛”手中买过高价票，“有时候‘黄牛’甚至也不承诺有票，而只是保证‘能带进去’。或者一些场合压根不卖票、不开放，只有‘黄牛’有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去找‘黄牛’，似乎是我们唯一的选择。”丸子说。
在晓凯晒出的聊天记录中，许多购票者难掩欣喜。“成功了，谢谢”“太靠谱了”，明明扰乱了正常售卖秩序，为何却收获了靠谱评价，非法倒卖怎么就成了一些消费者眼中的“良心生意”？
“其实，‘黄牛’通过垄断渠道再肆意抬价的行为，无异于先剥夺消费者的正当权益，再让部分消费者以更高成本重新获取该权益，变相造成受侵害群体的内部分化和在心理上的双重依赖——这种倒错关系颇具讽刺意味，也是‘黄牛’倒卖现象带来的一种危害。”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肖文表示，“黄牛”现象已经影响了文艺活动市场培育和规范发展，成为阻碍公共文化服务的“绊脚石”。
“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需要花更高价格去购票，增加了额外经济负担；对于主办方而言，天价票的出现会扰乱其正常票务经营，同时也会招致社会舆论压力，不利于明星口碑建立和主办方企业的长足发展；对于地方发展而言，旅游经济已经成为一个重要领域，打击‘黄牛’倒卖现象，能够有效减少公共管理成本，更好发挥演唱会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地方文旅经济长远发展。”肖文表示。
2.整顿“黄牛”难在哪儿
屡禁不止、盘根错节、顽疾难治，“黄牛”凭啥这么“牛”？
“其实‘黄牛’之间大多数都认识，大家谁卖出去算谁的。”丸子表示，“黄牛”不仅卖票，也会从他人手中收票再加价卖出去，门票在不同“黄牛”手里倒卖，“一般情况下，越是临近演出开场，票就越紧俏，价也越要越高，涨到150%的都有，但依然有人愿意买单。”
今年4月，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演出市场管理规范演出市场秩序的通知》中第五条明确规定，“督促演出举办单位、演出票务经营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营业性演出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70%”。
根据相关业内人士介绍，这近三成的不可售票，如工作票、赠票，依旧可能成为“黄牛”的票源。在公开抢票平台上，“黄牛”也可通过组建专门抢票团队、开发外挂程序等方式，在预约票务上强化人力、技术和信息上的优势，进一步垄断票源。
对此，丸子有切身感受：“粉丝对‘黄牛票’的怨念并不仅仅局限在倒卖者本人，我们希望经纪公司、主办方、第三方平台能负起责任，从票务管理这个根本问题上守护好票源。”
“‘黄牛’现象之所以滋生，深层原因还在供需关系的失衡。”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刘双庆表示，“对一些人气艺人的演出，无论是运营宣传上的大力推送，还是观众‘看一场，少一场’的心态，都将正常演出拔高为‘必看演出’。与此同时，‘黄牛’的钻营则阻断了创演生产、出票情况和正常观演需求之间的通畅反馈，进一步让大热演出门票变为稀缺资源，在大肆牟利的同时挤占正常消费通道，整体上损害观演生态。”
要让文化产品的供给与需求有效匹配起来，一方面需要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文化产品，另一方面也要优化管理、截堵疏漏。
“在供给侧，关键要解决票的‘稀缺属性’，在尽可能根据市场反馈，保障观众喜闻乐见的热门演出、文化活动供给的同时，加强对正常票务渠道的严格把关，形成文化产品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方面的平衡。在需求侧，更要通过长期引导，减少‘为了见偶像一面而不惜成本’的非理性消费风气，压缩‘黄牛’的市场。”刘双庆说。
3.多措并举方能标本兼治
于法理而言，“黄牛”肆意加价、疯狂倒票的操作，已涉嫌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消费者依法有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黄牛’的存在剥夺了这些合法权益，让消费者失去了平价购买商品的机会，扰乱了正常的购票秩序，显然触犯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谈道，“法律的惩戒震慑作用很重要，涉及违法犯罪的，司法部门需要根据情节、性质进行相应法律处罚，增加‘黄牛’牟利行为的违法成本。”
去年10月，文化和旅游部出台《演出票务系统服务与技术规范》，提出统一全国演出票务的相关要求与全流程规范化服务，并要求各演出票务平台都要接入全国统一的票务信息采集与服务系统，为行业监管提供了便利。今年7月，文旅部再次发布通知，要求各地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网信等部门，加大对“黄牛”、第三方平台违规囤票、倒票等行为的打击力度。
以北京为例，今年4月起，北京文旅、公安、网信、文化执法、市场监管等部门齐出手，开展营业性演出票务市场“黄牛”倒票乱象专项整治工作，查获“黄牛”倒票人员143人。而在西安，仅8月份，西安警方就会同多部门组成专班开展打击整治工作，查获非法倒卖门票案件8起，各类证件门票86张，抓获涉票涉证违法犯罪人员58人，其中刑事拘留2人、行政处罚31人、批评教育25人。
与此同时，一些活动的演出组织方和票务平台也从制度设计上纷纷发力，不断补齐漏洞。例如，通过贯彻“强实名制”等措施，做到“谁购票谁观看”，进而打击“黄牛”、维护市场秩序。
所谓“强实名制购票”，指在电子票绑定身份信息的基础上，入场时再增加“扫本人身份证”和“人脸识别”环节，保证“人、证、脸”信息完全匹配方可入场，且不可转让，每笔订单最多购买1张、每个账号最多购买1张。这有利于对“黄牛”囤票转卖、挤占票源的行为形成有力压制，打击“黄牛”违法活动的嚣张气焰。
这一点在和晓凯的交谈中也得到了印证。“以前虽然要求实名制购票，但因为是纸质票且可以转赠，也不要求入场时信息一致，所以倒卖难度不大。但在‘强实名制购票’规则下，只能靠提前拿到信息，再用刷票软件‘代预约’‘代抢’，或者靠内部渠道，这样命中率不一定像原先那么高，我们一般也会补一句‘抢不到退钱’。”晓凯说。
而针对此类刷票软件的猖獗，也可以通过“更牛”的技术手段进行反制。根据业内人士透露，平台可以通过应用流量清洗等数字技术手段，构建基于账号信息、收货地址、购买行为等的系列属性监测识别模型，有效判断用户下单请求是否真实，形成事前监控预警、事中处置防控、事后评估优化的治理体系，提升恶意刷票行为拦截率。
刘俊海认为，任何制度创新都不能一劳永逸，需要配套保障的不断细化。“就好比‘强实名制购票’，也面临着退票渠道不畅、过度收集数据等问题，要不断改进、不能‘一刀切’。”在他看来，演出活动主办方应进一步在票务管理上下苦功，不断优化售、检、验等各环节的防范技术与服务方式；监管部门也应当继续用好、用够、用足法律赋予的市场准入、行政监管、行政处罚和行政指导权限，加强前、中、后端精准打击。广大观众也应形成更加理性的消费观念，自觉抵制“黄牛”，对“黄牛”整治多加理解、支持与配合。
“整治‘黄牛’倒卖现象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多方联动、强化源头治理。不断健全配套的法律法规，建立完整透明的票务市场机制，增强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意识。由此才能形成合力、标本兼治，保障票务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刘俊海说。（光明日报记者 王禹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