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9月16日，河南发展高层论坛·第四届黄河论坛在武陟召开，此次论坛以“黄河文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主题，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重要讲话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五次全会精神，河南省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李庚香在河南发展高层论坛·第四届黄河论坛上作主旨讲话，大河网学术中原全文刊发。
今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作了《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的主旨演讲，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之后，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二是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三是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四是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努力推动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繁荣世界文明百花园。
全球文明倡议，对于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意义重大。2021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我们党“第三个历史决议”中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今年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进一步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我们理解，人类文明新形态，为世界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未来走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空间，代表着人类发展的前进方向。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中华民族的幸福河。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代表，在中华文明史上一直占据着主体地位，发挥着主导作用。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黄河文明将成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资源。
一、站在价值枢纽的高度看黄河
毛泽东同志在转战陕北时说：“自古道黄河百害而无一利。这种说法是因为不能站在高处看黄河。站低了，只看见洪水，不见河流。”站在高处看黄河，就是要站在文化文明、国运国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高度来看黄河，就是要站在“中国价值”的高度看黄河，不仅要看到“中国之黄河”、“亚洲之黄河”，更要看到“世界之黄河”。
世界视野下的黄河文明，是一种“天下黄河”体系。黄河文明是在“天地之中”生成的，其特殊的地位和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位置型枢纽，二是价值型枢纽。
位置型枢纽靠着位置上的天然优势吃饭。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说，“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总是在北纬25度至35度之间，因而叫做“轴心地域”。这个“轴心地域”，在中国，就是河洛地区。
中华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等世界几大原生文明都发生于大河流域。大河孕育了农业，农业的发展为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河洛文化是黄河文化的核心和精华，对中华文化的生成具有重要作用，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甚至是世界文明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嵩岳河洛地区，在中华民族的融合、发展过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就是我们所讲的“天地之中”。从中原文化到黄河文化到中华文化，这是一个“三级跳”。这个“三级跳”有一个立足点，就是枢纽地带或者叫“天地之中”。这是河洛文化的起源区。郑州作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核心区，拥有距今8000年的裴李岗遗址、6800年的大河村遗址、5300年的双槐树遗址、4100年的王城岗遗址、3600年的商城遗址，是主根主脉所在。为什么黄河文明在嵩山与黄河交会的地方诞生，而没有在其他地方诞生？这看似偶然，其实有其必然性。如果说山为阳、水为阴，那么嵩山为阳，黄河为阴。“一阴一阳谓之道”，这句话，极为深刻地指向了嵩山和黄河交汇的河洛地区。山水汇合地，人烟繁盛处。“天地之中”，与“轴心区”的定位是分不开的。“鼎立中原”、“逐鹿中原”、“得中原者得天下”，讲的都是这个轴心或枢纽地位。
新时代，位置型枢纽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价值型枢纽。价值型枢纽就是要通过确立自身的独特价值，抓住价值链的关键环节，进而确立自己在时代中的地位。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深刻指出：“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因为根据他对历史的思考和对未来的判断，人类必将走向一个统一的世界。而在这一过程中，人类靠的不是武力征服，而是文明力量的影响。在雅斯贝斯看来，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在公元前600年至公元前300年之间，是世界文明的“轴心时代”。它们是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而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今天西方国家、印度、中国、伊斯兰不同的文明形态。在那个时代，古希腊、以色列、中国和印度的古代文化都发生了“终极关怀的觉醒”，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理念来面对这个世界，同时也产生了比较理性的信仰。雅斯贝尔斯指出，轴心文明的特征是人们开始意识到世界整体、自身及自身局限性的存在，并予以反思性的突破，从而将周边地区在文化生命力的意义上吸引进来。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大致对应于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哲学思想流派纷呈。在雅斯贝尔斯看来，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明成果一直延续到今天，每当人类社会面临危机或新的飞跃的时候，我们总要回过头去，看看先哲们的思想言行。他讲的主要就是一种价值型枢纽。
习近平总书记讲的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与黄河文明在世界大河文明中的特殊地位和价值紧密相连。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凝练概括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这“五个突出特性”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所在、精神命脉所系、价值追求所向，是我们理解中华文明的指路明灯。作为中华文明的根源和主体，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延续千年、依然璀璨的文明，数千年来，黄河文明不仅塑造着世界文明的中国特色，也推动着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和合共生。其中最核心的密码，在于黄河文明独一无二、独领风骚、与众不同的价值追求，我把它概括为：诚、谦、中、生、和。
诚
诚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我们立身做人的基本规范，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石。《礼记·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认为“诚”是天的根本属性，努力求诚以达到合乎诚的境界，则是为人之道。又说“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认为一切事物的存在皆依赖于“诚”。在孟子看来，“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离娄》上）；又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尽心》上），认为反省自己以达到诚的境界，就是最大的快乐。显然，“诚”就是我们进行道德修养的方法和境界。
谦
“谦”即谦虚、谦逊、谦让、谦和、谦厚、谦恭。《说文》：“谦，敬也。”《易·系辞》：“谦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又，谦者，德之柄也。”“满招损，谦受益”等格言，早已深入中华民族的骨髓。
中
“中”即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恰到好处。哲学家方东美说，“中字代表了整个中国的精神。”《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论语·尧曰》中也说：“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焉。”虞舜在禅让大禹王位的时候，寄语“十六字心传”，即《尚书·大禹谟》记载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许厥中”。这十六个字是舜帝根据自己治理天下的心得体会，概括出来的至理名言，也是对尧帝传给他的治国方略“允执厥中”的完善与发展。舜帝传禹王的这一心法，意思是，人心是危险难测的，道心是幽深难明的，只有自己一心一意，精诚恳切地秉行中正之道，才能治理好国家。在这里，“允”就是能够的意思。孔子强调“中庸”之道。老子的基本思想就是“守中”，“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生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为什么只有以黄河文明为主体的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璀璨无比？这正是因为黄河文明是一个开放创新的体系，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生生不息”。其中体现的，是生命、生长、生产、生活、生态、生意。生生不息，贯穿其间。如果说“中”表示的是一种恰到好处的本原状态，“生”就是创造生命并不断优化完善的过程，有“中”才有“生”。在孔子看来，“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易传·系辞传下》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所谓“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程灏“以生释仁”，开创了儒学发展的新境界。
和
“和”是“生”所追求的一种状态，既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也包括个体自我的“心平气和”、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还包括人与社会的“政通人和”。《中庸》讲“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还讲了“中”、“和”之间的关系，“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黄河文化具有“和”的特质，和谐思想源远流长，体现出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保合太合”“万国咸宁”“天下和平”都是其体现。
诚、谦、中、生、和，这几个词，我认为是黄河文明的核心基因，也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基因，是中华民族的哲学智慧和最为珍贵的特质，是新时代黄河文明贡献的“中国价值”。在我们看来，新时代弘扬黄河文化，就要聚焦“中国价值”，推动文明的“再轴心化”，通过再造新时代黄河文明轴心区，彰显“中国价值”，使黄河成为中国的价值枢纽。这对于我们确立文明交流互鉴理论，解构“普世价值论”、“文明冲突论”、“西方中心论”，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二、创造海陆文明协同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大体上，人类文明可分为陆上文明和海洋文明。陆上文明和海洋文明具有不同的内在特质，这些特质决定着各自的演化规律，并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重要影响。陆上文明具有典型的稳定性、连续性特征，在文化性格上表现为内敛性、包容性，因而具有较强的承载能力。海洋文明则具有变化性和流动性的特征，文化性格相对外向，富有崇尚自由的天性、竞争冒险意识和开创精神。从历史和发展的角度看，人类历史就是一个不同文明间相互交流、碰撞、融合的过程，人类文明史就是陆上文明和海洋文明相互博弈的历史。
西方曾经是海洋文明的代表，中国曾经是陆上文明的代表。未来的全球发展趋势，将会沿着陆上文明和海洋文明大融合的方向推进。我们认为，人类文明形态里，最要害的是海陆文明协同，成为枢纽就是要实现海陆文明协同。这种经由陆上文明、海洋文明交汇融合而形成的文明形态既不缺乏稳固性和包容性，又具有较强的变通性和创新性，因而是一种更为理想的文明形态。中国作为促进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作为全球政治经济稳定的中流砥柱，将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引领者和整合者。而如何建构一种海陆文明协同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于中国而言，是至为关键的。
古代的中国，“有海无洋”、“望洋兴叹”。庄子曾经有一个成语叫“望洋兴叹”。什么叫“望洋兴叹”？就是说，我们有大河的概念，但没有海洋的概念，或者叫“有海无洋”。
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二千五百年左右，《庄子》是这样讲“望洋兴叹”的。黄河之神河伯，在秋天涨大水的时候，发现自己很伟大，居然两岸之间分辨不清牛马。他尽情地往下游漂去，突然看见了大海，竟茫然若失。海的主宰北海若告诉他，不能和井蛙谈论大海，因为它只知道自己那点小小的算盘，无法想象大海的博大。刚开始，河伯“颀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但最后却说，“今我睹子之难穷也，吾非至于子之门，则殆矣，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在北海若看来，“天下之水，莫大于海，万川归之，不知何是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时已而不虚；春秋不变，水旱不知。此其过江河之流，不可为量数。而吾未尝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于天地，而受气于阴阳，吾在于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见少，又奚以自多？”“今尔出于崖涘，观于大海，乃知尔丑，尔将可与语大理矣。”而现在，我的河伯，你终于走出了雍塞的河道，看见了大海的恢宏；你知道了局限，也就是进入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古老的黄河之神，在真正看清大海的面貌、认清大海的博大力量之后，他面向大海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叹息，这就是“望洋兴叹”的由来。
新时代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需要一种框架思维。在游牧文明、农耕文明、海洋文明三种文明形态中，庄子让我们知道了“有海无洋”这一概念。在文明大融合的时代，如何建构一种海陆文明协同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于中国而言，需要巨大的想象力。
框架，顾名思义，就是架子。我们在做决定时，除了基于理性推论，还要基于一些更基础的东西。这些底层的东西，用一个流行的说法，就是框架。人工智能专家弗朗索瓦·肖莱强调：“处理假设的能力，也就是将我们的心智模型空间拓展到远远超出我们直接体验的能力——抽象和推理的能力,可以说是人类认知的决定性特质。”1905年，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推翻了牛顿的理论，成为物理学的新框架。牛顿力学是在伽利略以来的绝对时空观中建立的，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则提出了“四维时空”的概念，即相对于不同的参照系，特别是不同的观者，时间和空间各自都不是绝对的，不同的观者所定义的时间和空间可以是不同的。构架框架是我们对一件事情的认知能力。当我们的认知能力达到一定的境界后，我们的心智模型也就成熟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选择和决策，从而正确地定义问题、设计策略。
现代世界秩序有三大构成性要素，分别是海洋秩序、大陆秩序，以及海陆中介—枢纽秩序。作为体系的中国，内在地包含着海洋和大陆等多种要素，它们通过历史的演化与现代化整合，而凝为一个共同体，中国因素得以同时嵌入在现代世界的海洋秩序与大陆秩序中，作为海陆中介、枢纽，因其超大规模而获得动能，将人类秩序联为一体。从全球格局来看，中国是世界秩序当中的海陆枢纽，从国家格局来看，中国内在地是个体系；中国正是因其内在的体系性，而成就了其外在的海陆枢纽地位。未来的世界秩序是由中国加入这个秩序的过程所塑造的，中国的成长与转型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才能实现，并通过人类文明新形态，打通内、外两重秩序，将人类秩序联为一体。
“一带一路”赋予中国腾飞和复兴的一双翅膀，体现了海陆文明协同的要义。自从德国汉学家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一词来，国内外汉学界对此均予以认可和沿用。丝绸之路延续长达两千年，和中华文明有关。在这里，中国文明的兴盛与延续性是保证丝绸之路历久不衰的文明基础，亦和中国农耕时代的手工业产出有关。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一带一路”倡议（“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就是要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以点带线，以线带面，增进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交往，串起联通东盟、南亚、西亚、北非、欧洲等各大经济板块的市场链，发展面向南海、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合作经济带，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重构全球利益格局。换句话说，“一带一路”战略是一个陆上文明和海洋文明融合发展的大战略，它一端连着“能源”，一端连着“财富”，如同插上两只翅膀，推动中华文明转型和复兴，使中华文明兼具陆上文明和海洋文明的优点，实现海陆文明协调发展，真正成为海陆兼备、文武双全的文明型国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海陆文明协同”。而经由“海陆文明协同”，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有了新的表达。
三、以河为脉，增进文明互鉴，书写一部从黄河出发的新全球文明史
21世纪全球面临的最大考验之一，是不同文明间如何通过交流与对话，来正确认识文明间的差异性和共通性，从而相互理解、相互认同、相互尊重，最终走向互利共赢。
世界大河流域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影响深远。在西方史观里，对于文明史的书写往往体现的是一种“西方中心论”的立场。西方现代化史观、西方文化形态史观和西方全球史观，构成了西方文明的思想体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它们不能正确体认各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从而造成了对黄河文明的晦蔽。新时代，我们要围绕“世界之黄河”，书写一部从黄河出发的人类文明史，为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中国思想、中国价值。
在我们看来，这部从黄河出发的新全球文明史，就中国而言，至少包括五部分内容：早期中国、王朝中国、统一中国、转型中国、复兴中国。这要求我们必须弘扬黄河文化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重塑黄河文明的引领力和未来力，真正展现大河之美。
落实全球文明倡议，增进文明互鉴，必须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秉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每一种文明都诞生于特定的时空背景，散发着独特的文化魅力。每一种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都留下了独一无二的历史和文化，形成了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百花园。“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是历史上我们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表达方式。新时代，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建设黄河文明轴心区，书写一部从黄河出发的全球文明史，在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中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落实全球文明倡议，增进文明互鉴，必须实现“三个超越”，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要以文明对话论、文明互鉴论、文明交流论超越“普世价值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西方中心论”（“文明优越论”）。一是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就要加强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而不是相互隔膜、相互排斥、相互取代。历史上，古代陆上丝绸之路主要起始于中国，经过西域、中亚、西亚，延伸至土耳其的欧亚大陆地区。由此，古老的中华文明与两河流域文明彼此联系，互通有无，共同推动了人类文明向前发展。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二是要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存在差异是客观现实，但差异不应成为冲突的根源。正因为各国历史、文化、制度不尽相同，才需要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文化差异不是世界冲突的根源，而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石。历史上，佛教进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改变了佛教，这就是佛教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中国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主义进入中国，改变了中国，中国也丰富了社会主义，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质就是推动人类文明的大交流、大融合。不同于“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我们秉持的是“文明交流论”、“文明互鉴论”，就是要推动不同文明在相互碰撞、相互借鉴、相互吸收中向前发展。三是要以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中华文明具有鲜明的开放包容特质。我们自古以来就强调“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这与今天我们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高度吻合。这种开放性与包容性，为我们观察和思考世界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超越“西方中心论”（“文明优越论”）的新的眼光和思维框架。在这个意义上，各国应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秉持兼收并蓄的心态，在思想观念上摒弃傲慢与偏见，共同抵制妨碍人类心灵互动的观念纰缪，共同消除社会现实中的文化壁垒，共同打破阻碍人类交往的精神隔阂，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
落实全球文明倡议，增进文明互鉴，必须以宽广胸怀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核心价值与共同价值双循环。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人类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必然结果。各国历史、文化、制度、发展水平不尽相同，但各国人民存在共同的价值追求。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走到关键当口。只有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坚持文明交流互鉴，实现核心价值与共同价值的双循环，让一切文明的精华造福人类，才能引领人类迈向光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