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网讯 商丘地处豫东平原，位居古淮河、济水之间，豫鲁苏皖四省的交界地带，是华夏文明和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一直以来备受考古学界的关注。
只是，历史上，华北平原东部由于黄河多次改道，许多古代遗迹都深埋于厚厚的泥沙之下，因此较之其他地区考古工作相对滞后，有时甚至给人以“无古可考”“有古难觅”的印象。其实，这片土地蕴藏着不少历史遗迹，它们在等待有朝一日被拂去尘埃，重现璀璨光芒。
永城王庄遗址就位于商丘永城市以东约13公里的苗桥镇。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墓地是此类遗存在商丘地区的首次发现，该遗址的发掘对揭示豫东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史前社会礼制、探讨中原与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交流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位于河南商丘永城市苗桥镇的王庄遗址。王庄遗址考古队供图
“我”是谁？
埋在村民“后院”的遗址
早在1957年，王庄村民在种水稻挖塘取水时就发现“我”身上遗落的不少古代文物，有玉器饰件、陶器等器物。
王庄遗址。新华社供图
“我”以为自己终于能“醒过来”，可惜，当时村民没有文物保护意识，有的小孩甚至拿“我”身上的玉器当作玩件。
20世纪70年代，村民挖池藕时又发现“我”的一些器物，包括玉琮。20世纪90年代初，在农田水利建设过程中，村民陆续在玉琮出土地点附近，挖到古玉和带有彩绘的陶片。
王庄遗址内出土的玉器与绿松石。王庄遗址考古队供图
经年之后，也就是2021年，苗桥镇村民在进行坑塘整治的时候，在坑边发现“我”其中的一处墓葬，出土了玉环、玉坠、双联玉璧、绿松石、骨质箭头、陶器等器物。
墓葬内的陶器残片。魏凯 摄
直至2023年2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首都师范大学、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商丘市文物考古研究院4家单位联合开展王庄遗址考古工作。
深埋地下五千年，“我”终于登场了！
经过人们勘探，终于发现了“我”的全貌：身宽（东西长）500米，身高（南北长）1300米，总面积约63万平方米，还在“我”的中部发现一座中型环壕：平面呈圆角长方形，南北长约350米，东西宽约250米，方向10度，总面积近8万平方米；环壕主要围绕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墓地，应为墓葬区以外带有防御性质的围沟，初步推断二者年代相同。
这是世人首次在豫东地区发现大汶口文化中心聚落，首现河南的大汶口文化墓地重塑了豫东皖北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期文化格局。
“我”有什么特点？
葬俗独特随葬品丰富
从2023年4月至今仅仅一年多的考古发掘，“我”就入选了2023年度河南省十大考古新发现和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独特”是“我”给世人最直观的印象。
“我”的墓葬以成组的方式出现，且每组墓葬都是上下叠压，上下层的墓葬人骨几乎在同一直线上，墓葬垂直距离只有十几厘米，且随葬陶器连续堆放。这种“有意打破”的墓葬形式是“我”的独特葬俗，此前很少见此类葬俗。
墓葬多组打破关系。王庄遗址考古队供图
随着考古队的挖掘，世人发现，“我”的独特还远不止于此。
在众多文物中，最令人惊喜的发现就是世人命名的ⅣM3墓葬出土的成组石圭，以及ⅣM6墓葬出土的“玉覆面”、ⅣM8墓主左手的手持玉钺。
考古队在“我”这里发现成组石圭和商周时期的玉圭功能相似，形式有尖首、平首两类，属于礼器，专家认为这是迄今国内考古发现最早的圭。
ⅣM3墓室面积最大、随葬品最为丰富。该墓是一座三人合葬墓。随葬组合中，玉石器20余件，其中包括璧、瑗、璜、镯、坠、双联玉璧，最为突出的是成组“圭”形石器；陶器60余件，包括鼎、豆、鬶、壶、罐、盆等，展示出明显的大汶口文化特征。
ⅣM3高等级墓葬及其随葬品。王庄遗址考古队供图
ⅣM3高等级墓葬出土的石圭。王庄遗址考古队供图
把玉石器连到布上，布再缀到墓主脸上，据说，ⅣM6墓葬出土的这组“玉覆面”就是西周“玉覆面”的前身，也是汉代金缕玉衣的灵感来源。墓主用玉璧遮挡眼睛，在五官、前额等处都有玉片覆盖，是一组比较完整的玉面，并且有覆盖眼睛的情况。
ⅣM6高等级墓葬及其随葬品。王庄遗址考古队供图
“玉覆面”。王庄遗址考古队供图
ⅣM8墓主侧身直肢葬于墓室北侧，颅骨两侧发现3件小玉璧与1件穿孔玉器，左手持玉钺，右手执环首骨刀，右臂处放置有动物獠牙、獐牙等。钺是一种礼器，特别是玉钺代表着军事权力，从墓主葬式、持物及随葬品类别来看，ⅣM8墓是高等级墓葬。
ⅣM8高等级墓葬及其随葬品。王庄遗址考古队供图
“我”要到哪里去？
区域文明融合交流 大汶口文化渐露冰山一角
经专家鉴定，“我”出土的四五百件陶器，可以确定为大汶口文化，同时带有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南方地区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等因素，但也具有较为明显的地方风格，代表着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豫东地区的一个新类型。四面八方的文化因素交织融合，汇聚成“我”的独特文化面貌。
墓葬内出土的陶器。王庄遗址考古队供图
“依据王庄遗址的考古发现，可以初步确立豫东地区大汶口文化的王庄类型。王庄遗址大汶口文化面貌复杂，陶器群融合多种文化因素。”王庄遗址2023年项目负责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朱光华说。
5000多年前，东方大汶口文化的强势影响已辐射至皖北、豫东等区域，形成了地缘广阔的“大汶口文化圈”，而地处要冲的“我”，正是大汶口文化在东方的区域中心和桥头堡。
5000年前，生活在这里的王庄先民吸收融合多种文化又加以创新，这才诞生了“我”。
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文化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中，中原文化与周邻文化相融合，多元文化在王庄并存发展，华夏、东夷文化在此碰撞并开花结果。王庄遗址中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的发现，清晰地展现了豫东这一文化通衢在考古学文化中的融合发展过程，见证了当时南北文化交流融合发展的社会复杂化和文明进程。
王庄遗址大汶口时期文化的多样性。王庄遗址考古队供图
这一考古发现重塑了豫东皖北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期文化格局，有力地推动对豫鲁苏皖地区早期国家文明历程的探究，也为学术界重新审视中原与周边文化关系提供了新的资料。
当前，世人对“我”的考古发掘工作仍在进行中。今年，国家文物局批复了对“我”的800平方米发掘面积，下一步将继续扩大去年发掘的墓葬区，了解墓葬区的边界和分布情况。
不过，目前还有一个问题，既然找到了“我”，那大汶口时期的王庄先民们居住在哪里？
“我们对王庄的发掘还只是冰山一角，目前只发掘了墓葬区，生活区在哪里，还有待进一步勘探。”王庄遗址2024年项目负责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周通介绍。（谭敏/文 魏凯/图）